您现在的位置:主页 > 最新新闻 >

最新新闻

孟子的“知言”论对当今传播实践的借鉴意义

  摘 要:哲学是一切社会学科的本源和通用方法论。技术革命为新闻传播带来便利的同时,同样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和新问题。要通过剥离纷繁复杂的现象深入其本质,达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目的,有赖于对新闻要义和传播者素质的深刻理解。本文借用中国哲学奠基人之一孟子的“知言”论对此加以阐释,旨在从本源上对未来传播实践提供借鉴。

  《孟子·公孙丑上》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公孙丑问曰:“何谓知言?”孟子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朱子语类·卷五十二·孟子二》,进一步把诐辞、淫辞、邪辞、遁辞共同视为“失言”的表现,且逐层递进、牵连而生:诐辞,乃是才偏,偏于一边不见另一边。蔽者,蔽于一而不见其二也,不得其正。既有所蔽,多为蔓衍,浸于一处转动不得,便进入“说得淫”阶段。淫辞,大而无涯,陷于其中而不自知,遂成一家邪说,离于正道。及至说不通时,便作逃遁,所谓“遁辞”也,辞穷无可说,又却自为一说。孟子意在警醒世人,切不可被四辞蒙蔽双眼,而要清楚了解其害并竭力避免。

  互联网崛起是这个时代传播的最大特征,数据与算法技术的日新月异带给传播者和接收者的便利和冲击分置天平两端,更自由、平等、多元的表达权背后,专业媒体式微、新闻伦理滑坡、低价值信息泛滥、文化审丑化等危机接踵而至……哲学是社会价值的最终守护者,是每个时代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更是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的起点源泉。当纷繁乱象令人目不暇接、不知所措时,从哲学出发,特别是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找方法论应当是明智的选择,而孟子两千年前关于“知言”的论述,对当今新闻传播实践应当遵循怎样的原则,奉行什么样的标准,依旧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新闻是意识形态的反映,是带有明确态度和观点的信息传递,并期待使接收者获得对于现实真相的观照乃至思想行为的改变。今日,虽然我们已大方承认新闻所具有的营造“拟态社会”、建造“景观社会”、宣扬特定价值观的作用,仍不愿如李普曼所说,“新闻机构……最差会沦为少数人利用社会混乱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

  除非信息生产者率先对何谓真实加以限定,否则难以制作出完全真实的新闻。如果记者不具备判断力,便难以从无限细节和各执一词的微观视野跳脱出来,得出准确深刻的结论,也就无法给受众传递更有价值的信息。新闻工作者不是信息搬运工,而是鲜明立场和观点的输出者,新闻也不是“能指”的堆砌,而是“表意”在特定语境中的整合拓展。因此,新闻人应首先扮演好“把关人”的角色,对海量信息进行筛查过滤,选择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实进行报道,并在新闻制作过程中保持中正客观的立场,给予矛盾双方同样的发声机会,不能简单划分阵营、清算数据,看谁人多势众就相信谁,避免以偏概全。

  这就考验新闻人本身的哲学思维和理论功底,要做到“诐辞知其所蔽”,需如孔子所说“叩其两端而竭焉”—“两端”包含思与行层面,把牢两端就握住了分析问题的关键。其一,确定新闻事件所属的问题域,即明确事实属于社会构成中的哪一场域,最终成型的新闻作品将会属于新闻内涵中的哪个分支?任何问题的探讨必须首先确定其框架,跨越领域的讨论不仅是低效的,而且无意义。新闻概念包罗万象,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评判标准、规范要求、作用价值,如民生新闻强调贴近性,关注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生活信息最重要,语言讲究通俗易懂、兴味十足;文化新闻则强调审美意味,令人身心舒悦、获得美的享受;军事新闻则以“快、准、稳”著称,强调对抗性、突发性、简洁性和其他新闻不具备的保密性,因为它除了是新闻报道,也是情报传递的方式之一……因此在进入采编播实践前,应首先将新闻事件划分到其归属的问题域,按照该领域内的理论范式进行分析;再将可能形成的作品划归到新闻规范内的具体场域,按其框架要求严格制作,对症下药。其二,防止陷入固化思维。新闻是最容易“想当然”的,因为事实是由无数细节构成的,新闻却只能抽取时空坐标轴中的一个定点或一段位移来反映,很难呈现全貌。特别是现代媒介技术以多模态呈现,新闻造假时有发生,大众在得到自由表达的话筒同时,也在抢夺话语权。因此特别需要专业的新闻从业者从“刻板印象”的窠臼中脱离,学会用多重思想维度看待事件,拉长时间维度、了解前因后果,拓展空间维度、进行宽幅比较,不能急于对新闻下结论、作评判、定调子,要知道“蔽”即为矛盾论的最好阐释,过度强调矛盾的这一面就会造成对另一面的忽略,尤其是某些影响较大的突发事件,有所侧重的宣传往往带来后续意想不到的反转,就是因为记者以固定思维塑造事实,没有顾及矛盾的双方而形成观点的偏颇和真相的遮蔽。

  “淫辞”可作多解,朝鲜阳明学者郑齐斗分析此句时谓之,“淫,放荡也”。后世学者往往依据字的本意,译作过度夸张、无节制的表达,与现在盛行成风的软新闻极为类似。在表达日趋多元的今天,获取信息、维持生存已不再是受众的唯一需求,他们更看重情绪价值,于是充分利用主观能动性来获得意义、进行解释。此种情况下,以冷静、真实、客观著称的新闻却往往为了迎合符号“消费者”而走向另一极端:尽其所能挑起话题、制造新闻、煽动情感,推崇极致化的情绪宣泄和戏剧化的语言表达,使新闻与文学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已经不再重要了,收视率、点击量、关注度等数字成了新闻好坏的唯一衡量指标,无数人津津有味地隔着屏幕以上帝视角期待反转,全然不顾理智的指引而陷入无尽的新闻狂欢中。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到了“净化”的概念,并由此开启文艺悲剧理论的滥觞。所谓净化,“是指人们必须透过戏剧的情绪经验,方能学习面对生命的极端伤痛或狂喜,且能理性而安和地回到日常现实,进而面对一己的真实遭遇”。这才是所有“有意义的表达”的真正意义之所在,是新闻应当真正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新闻工作者应当坚守的一种素养。几乎同一时期,在遥远的中国,孟子与亚里士多德心有灵犀地释放出同一态度:“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意思是,眼睛耳朵这一类器官是不会思考的,所以易被外界蒙蔽,事物之间互相接触,自然容易受到诱惑,只有学会用心感受,加入自己的思考,才能指导自己的生活。

  朴素的话语里往往蕴含着真理,哲学之反思带来的是对何为真理、何为真实的探讨。普遍性的、颠扑不破的真知究竟是否存在?它从何而来?至少在孟子的学理世界中,真知仅靠耳目的观察是不可实现的,除了眼见耳听为实的感官经验和片段理解,更需加上“心之官”的思考,知识结构的完善带来正确的世界观,经验的积累给予恰当的方法论,从而逐渐接近真实和真理。

  文学家曹文轩在《朗读者》序文中指出:“我一直将庄重的风气看成是文学应当具有的主流风气,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应当对此有所把持,倘若不是,而是一味地玩闹,一味地逗乐,甚至公然拿庄重开涮,我以为这样的文学格局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在流动不止的世俗生活中,已经很少再有庄重的体验,一切看上去都是可笑的,都是可以加以戏弄的。中国文学应该引领国民走向雅致、走向风度、走向修养和智慧。”

  文学如此,新闻更是如此。追溯至“淫”字的元意,便可得到软新闻时代的“知言”之法。第一,避免过度夸张、煽情的表达,回归理性、回归逻辑,让新闻报道成为获得说服力的过程。新闻不是简单的事实陈述,更不是被少数人用来进行宣传的工具,它应当是深刻的、冷静的,应当具备引发思考并获得自我应对的能力。第二,避免滔滔不绝、大而无当的琐碎陈述。新闻是利用符号链构建意义的实践过程,任何违背传播者本意和不被接收者需要的信息都被视作传播活动中的噪音,而噪音过多会干扰信息的流通和重要意义的传达,也会给受众带来心理负担和反叛情绪。因此,“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语言表达,才最令人印象深刻。

  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西方一些媒体长期对我国实行“抹黑化”“妖魔化”宣传,妄图通过制造舆论、利用舆论、夺取舆论斗争主动权来对我国进行打击和压制,因而媒体上总是会爆出有关“中国军事威胁论”的报道,国防开支肆意夸大的言论,对我军保留武力收复台湾决心的无理干涉,对我国民人权被剥夺的失实评论等,这其中有的是误解误读或误传,更多则是别有用心地扭曲。特别是2020年,在有关我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报道中,竟然充斥着大量西方媒体毫无依据的指责,这种“污名化”的舆论引导致使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被严重扭曲。

  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勇敢走向舆论场的擂台,与西方媒体展开真刀真枪的对峙与较量。纵观当今流行舆论场上的对峙,往往都是以谩骂回应谩骂,用立场对抗立场,用情绪煽动情绪,等等,这不仅不理智且毫无意义。要想保证客观、深刻的真相不被谣言吞没,还必须借助具有公信力和较大影响力的权威媒体和商业媒体,维持专业媒体和专业记者的水准,通过言之有理、论之有据的新闻报道评论给予虚假言论以有力批驳,表明我国的立场与态度,占领舆论高地,把对方的诽谤、谎言统统驳倒,把他们的强权逻辑和冷战思维展现给众人,把他们制造耸人听闻言论的用意深刻地揭露,这些努力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受众的忧患意识和建设一个强大国家的决心。对此,中国媒体为此付出了许多努力,借助新技术新样态,形成上下联动的舆论场,如,以不缺席的现场报道和有态度的深度采访,用全方位、多角度的数字和事实展现了中国抗疫的全景。我国生产、卫生、安全秩序的有序恢复,证明了我们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也证明了舆论场上分辨是非、报道真相的重要意义。

  张庆祥在《黄庭禅》中辨析说,为什么孟子用‘辞’而非‘词’呢?“此二字不同也。”辞有看不见、隐藏在里面的意思,而词是已经讲出来的,确定无疑的。因此,语言是具有隐藏性的,传播更直接指向目的。信息空间里数以亿计的符号快速流通,引发人类世界的“内爆”,造成了意义的断裂,媒体怀揣各种各样的目的,为我们构建出一个取材于现实又不同于现实的“超真实世界”,使意义、真实、价值的边界模糊甚至消失。于是,我们呼唤“有良知的媒体”。客观真实世界的反映需要激浊扬清的鲜明态度,可以回溯至古典的、朴素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去找寻 “邪辞”背后所掩盖的真相。有学者解读孟子“知言”论时这样分析道:“言人之有言,皆出于心,苟非其心纯于正理而无蔽者,其言不得平正通达而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将语言表达不得其要的原因归咎为认知偏离。对此,孟子给出的解决之道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其中存在一个逻辑关系,即人一旦发挥思考的功能和效用,也就相当于充分认识了人性,而一旦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便可对世间规律有更深刻的把握。因此记者所能做的,首要在于尽心,其次知性知言,方可善用。

  波德莱尔评价美国现代诗人埃德加·爱伦·坡时曾说过,民主社会里公众的意见是无情的独裁者,它是新的,时间和金钱就是一切,对美的崇拜故而消失在炫耀豪华的奢侈消费之中,完全是暴发户的趣味。不仅美国如此,符号泛滥与其带来的消费主义盛行也是我国社会面临的窘境—多元自由的文化所牺牲的,必然是一种精致而高尚的审美,是一种纯粹而深刻的批判,更是一种充满敬意和温情的回顾。

  现代文化所崇尚的快餐化、肤浅化、图像化、时尚化,使人陷入快速阅读带来的快感中难以自拔,崇尚简单直接刺激、轻视历史、审美和理性,他们自然而然选择去接收、理解、传播那些对自己有利、与自己原本认知一致的信息。大众为了获得自我身份的确认感和认同感,均以“占有”为荣,以掌握更多信息、建立更多关系为荣,盲目自信,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媒体的煽动助长了某些不良文化形态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加速对精神家园的扫荡和重整。

  拿破仑一世的警察总长约瑟夫·福雪讲过:“之所以创造语言,就是为了隐瞒我们的思想。”这也是“失言”的最后阶段,即大肆宣传“非真理”,把不可普遍化的、不能一以贯之的原则通过狡辩的方式讲通,千方百计寻找理论后门、理论补丁进行自我说服。著名国学教授詹杭伦先生对此有精辟阐述:“孟子所说的‘知言’,就是对偏颇的、过分的、歪曲的、隐讳的等违背道义的言辞要清楚地了解其要害所在。因此,‘知言’实际上就是辨别言辞是非善恶的能力。而要具有知言的能力,必须首先在心中确立一个是非善恶的标准。用这个标准去观察社会,衡量言辞,才能够分辨出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由此,他提出,要“知言”,首先应该“知道”。

  新闻人的“道”与中国传统文化所普遍遵从和推崇的社会公理、普遍真理、道德伦理一致,简单说来就是仁义之道。新闻人因为站在时代的前沿又手握传声筒,被誉为“第四种权力”,就应当拥有更重的文化传承使命感,对是非曲直的尺度有更谨慎的把握,对五光十色的文化现象有更敏锐的评判,对不良社会现象和风气有更尖锐的揭露。意见领袖应当负起责任,不能口不择言、话语极端或者以偏概全。无论隶属新闻内涵的哪一分支,都应当深知上层建筑的蓬勃来源于经济基础,意识形态的稳固来源于政治保证,因此必须具备相当的政治敏感性,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力争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增强舆论力量。新闻工作者应建立终身学习意识,在实践中加强理论素养,尤其是哲学思维方式。“大道行思,取则行远;上德若谷,不弃不休。”面对西方文化产业的强势侵袭、一边倒的文化霸权,民粹主义沉渣泛起,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大行其道,我们只有做到尊崇良心、尊崇知识、遵从法律、遵从规则,才能对是非曲直有正确的判断,也才能以正确的世界观“养吾浩然之气”,筑我民族之魂。

  孟子的“知言”论从正反两面四个维度立下了为人、研学、论文的普遍标准,也直接指出“言之病”在于“心之失”的根本原因,不仅对将“准确、深刻、鲜明”奉为圭臬的新闻工作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更是对乌合之众和流行文化的深刻警醒。